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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伍德新書《證言》:關注女性處境以及全人類
來源:澎湃新聞 | 高丹  2020年10月21日15:36

初版於1985年的《使女的故事》結尾是一個開放性結局。三十多年來,讀者們一直在追問關於基列國及其內部運作的細節,以及女主人公的命運發展。對此,阿特伍德表示:“這些疑問都成了這本書的靈感來源。而另一部分的靈感來源則是我們正身處其間的這個世界。”

作為《使女的故事》續作,《證言》將時間設置在前作結局十五年後,基列國的統治從內部顯露出衰腐的跡象。在鉅變將臨的時刻,三位不同身份背景的女性的命運開始交錯,她們從各自視角講述了歷史的變遷,三種不同敍事聲音構建起一個更宏大時空,披露了基列國傾覆背後的祕聞,過去與未來也在講述中逐漸交疊。

最近,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最新小説《證言》中文版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10月17日下午,上海譯文出版社在北京舉辦了《證言》中文版分享會,學者張莉、作家止庵、作家霍豔和讀者共同分享了對這部新作的讀後感想。

活動現場

關於女性自由生存的權力

在張莉看來,《證言》毫無疑問是一本女性主義小説。 “你去讀這個小説會感覺她的語言非常好,冷靜、剋制、準確,她對細節的刻畫,你會覺得她非常講究。女性主義作品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一個流行的作品,比如最近《82年生的金智英》等這些女性作品出來。但是我一直有一些遺憾,有一些女性作品出來後,你會覺得媒體也在説它是女性主義作品,但其實你看到的是憤怒、怨怒、控訴。但對真正的文學作品或者高級的藝術品來講,我覺得這些作品是有欠缺的。”

“而阿特伍德做出非常好的示範,她從女性視角、女性立場、女性力量出發,用女性的聲音,女性的語言,基於女性身份和女性立場的想象力看到全人類的生存和全人類的困境,她僅僅講的是生育權被控制嗎?僅僅講女性身體被控制嗎?她講的不僅僅是女性,也不僅僅是男性,也不是基列國。”張莉説。

止庵認為,阿特伍德寫的不是一個純粹的寓言故事,“這裏有好多現實生活和人的體驗,包括人在世上被人控制,人被人操縱,整個命運一切都被人決定,這是我們最受不了的事情。即使我們可能沒有像書裏寫的喪失這麼多,但是作家意義就在於,我們可能經歷了5%、10%,作家給寫到50%、70%,讓我們知道原來那個是我們可能面臨的命運。”

霍豔認為這本書真正要解決的不僅是女性意識問題,還是整個社會整體性的壓抑,這不光是男性對於女性的壓抑,同時也是女性自己內部的壓抑。她舉了書中的一個例子:在《使女的故事》裏,她要怎麼受孕?需要使女枕在大主教夫人的腿上,由大主教夫人拉着她的手,同時和大主教三個人完成這個過程,影視劇很好的還原了這個過程。這個過程被這幾個嬤嬤設定出來的,為什麼用這幾個嬤嬤,因為在基列國沒有成立之前,她們是正常世界女性代表人物。她們作為成功女性,更知道女性的痛點和女性在乎的點是什麼,所以她們用這樣一個方法去羞辱每一個人。

一本警示之書,提醒我們這個世界不是那麼的安全

《使女的故事》是在1985年出版的,書中設置的時間點正是我們現在這個時候。為什麼設置得這麼近?這是止庵在初讀時一直感到迷惑的地方。“因為近之後,有好多地方寫起來不容易。越遠越容易。三千年以後特別好寫,但是二十年以後,過了二十年,跟你這個不一樣,你就白寫了。所以我想為什麼寫得這麼近?我讀《使女的故事》從頭到尾都有這個質疑。”止庵認為。

“她發現文明所有進程非常脆弱,可以一夜之間全部都崩塌,包括你的文明、你的享受和你所有的權力,你所有愉快的東西,你喜歡的東西。所以她把距離拉這麼近,拉遠沒有意義。拉得很近告訴你,這些東西非常危險。現在已經2020年了,基列國並沒有百分之百成為現實,一方面證明她這個書沒寫對,但是我們可以把這個往後推,可以不斷往後挪,我們可以從今天看將來的二三十年之內,可能又會出現一個基列國。”止庵説。

止庵認為:“它是一個警示之書,它永遠告訴我們,你別以為你已經擁有的東西永遠擁有,你擁有的東西很可能會被剝奪了。阿特伍德寫這本書研究了很多關於納粹的歷史,她知道(他們)都做了什麼。所以這本書像鬧鐘似的東西,提醒我們這個世界不是那麼安全,可能你擁有的東西突然一天就沒有了,而且你心甘情願成為那個剝奪者,每個人都是被剝奪者,同時每個人又是剝奪的一員。”

在止庵看來阿特伍德是非常關心這個世界的人。“有的作家根本不管這個世界的事,這也是非常好的,博爾赫斯就根本不管這個世界,你愛怎麼着怎麼着,跟我沒關係,這樣的作家很多,都是非常偉大的作家。還有一些作家就是特別在乎這個世界,她之所以在《證言》把基列國寫結束了,也是因為她自己都80歲了,一定要有戰勝這個東西的方法。”

影視與小説的互動

《證言》的前作《使女的故事》無疑是一部現象級作品,在霍豔看來這本書代表一個現象,“當下的小説創作有一個趨勢,小説、影視引動社會議題,這樣的一個文化生產,現在是非常一體化的生產。小説提供很好的模本,由很好的製作團隊進行影視改編,影視改編成功之後會觸動非常大的社會議題,觸動社會議題以後又促使作家進行再進一步的創作。在這個過程中,小説家其實是和她的上百萬讀者、和精良的影視製作團隊,都有一個相互較量和比拼的過程,其實是暗暗較勁的過程。”

“我發現《證言》裏的一些描寫來源於劇集,她以前沒有這個描寫。而且由於劇集的產生,阿特伍德把《使女的故事》最初的基調也改變了。《使女的故事》主人公還是一個觀察的人,對命運有反思,但是她依然只是承受,她只能承受命運。劇集第一季特別不同的是,那裏面的主人公非常有力量,角色選擇了身材健壯的女人,那個女人充滿了力量,她一直要找回自己的孩子,她一直要逃出這個地方,她一直有一個強大的行動力,包括她在最後結尾説一定要為打破這個世界做點什麼。所以這是小説和劇集最大的區別,它充滿了力量感,一個是被動承受,一個是主動突破,這個影響到《證言》的寫作。在《證言》裏,每個人都充滿了主動力,她們的動作非常多,她們的語言很簡短,她們的性格會變得很鮮明,她們的故事反轉很快,她們的雙生花的設計一定要凸顯兩個人的性格迥異。所以,《證言》的影視化或者影視感、畫面感的程度會很高。”霍豔説道。

“阿特伍德肯定不是一個為美劇寫作的作家,但是作為新的生產模式,這種影視化會對作者有一定的影響,包括她跟編劇會有一個情節上的溝通,小説的設置會跟劇集製作有一個呼應感。將來不管我們做研究還是看東西,我們會越來越相互參照兩者之間的異同點,包括這個東西為什麼在劇作裏這麼呈現,為什麼在小説裏是那樣的呈現。”霍豔説道。